报人与茶（一） 他们，以茶为笔写春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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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下有乾坤 壶中见精神

——报人与茶的风云际会

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。面对民族危亡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，仁人志士奔走呐喊。有些人直接拿起了武器，而报人们则挥动起如椽大笔，一篇篇振聋发聩、激昂慷慨的文章见诸报端，成为唤醒民族灵魂、沸腾爱国情怀的利器。

提笔落墨之际，茶始终是报人们的精神伴侣。作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，茶历史源远流长，内涵博大精深，中华茶道一以贯之、传承有序。中华报人更是将茶道精神演绎得分外瑰丽，茶香不仅滋养了报人精神，他们还以茶为笔写春秋。笔下有乾坤，壶中见精神，报人的笔端汹涌澎湃的不仅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，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翘盼。

到茶馆喝茶是中国人特殊的生活方式，因此茶馆里也少不了报人的行踪。大大小小的茶馆，形形色色的茶客，也为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。

近代报坛名家中，茶生活丰富的不在少数，但要论泡茶馆的“疯狂”，无人能及赵超构(1910 —1992年)。1934年，赵超构受聘于南京《朝报》，踏上了新闻事业之路。彼时他孤身一人，所识朋友不多，读书写作之余，就泡在茶馆里。

赵超构(1910 —1992年)

1938年，赵超构参加重庆《新民报》工作，他每天晚饭后都要到茶馆约三五知己见面，高谈阔论一番。这些碰撞的闪光点，成了生动的素材。他说：“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喝完茶，回到报馆里，每天来它一段，真是精彩!”

赵超构还借由一杯茶“深入生活，了解社会”，关心人民的衣食住行，体察群众的种种想法。他每天早上，从后门出来，泡上一碗茶，就和街坊群众聊天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“什么人都见得着，什么事都听得着”。

后来，赵超构“短、广、软”的标志性办报理念，也与他以茶馆见闻为基础写作有关，成为他办报生命力的源泉。“短”，就是短小精悍;“广”，指选材广泛，内容多样;“软”即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，和人民生活联系紧密。

民国时代街头的茶馆

报人记者张林岚这样评说赵超构的表现：“赵超构虽然自嘲是‘废话协会会长’，但他毕竟是个有心人，热爱新闻事业，能披沙拣金，在废料中梳理出不少有用之物。”

各色人物、各类事件就是这样被赵超构写进专栏杂文里，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篇章。若没有茶馆，没有茶客，恐怕内容自然会减少三分丰满与滋润。

茶馆是一个特殊的载体，社会百态、芸芸众生，无数人在这里出入。它无疑成为报人观察社会、洞烛人世的“街角社会”。(图为成都宽窄巷子的露天茶铺)

从清末算起，成都的茶馆已兴盛了100多年。“坐茶馆”是成都人的一种特别嗜好，茶客们可看川剧、可听清音、可溜鸟、可打盹儿或者看看闲书、要么就两三个人凑在一块儿摆龙门阵，听听社会新闻。成都茶馆儿的浓浓的地方特色，俨然成了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。

如果写成都，茶馆是不可忽视的存在。著名作家兼办报人李劼人(1891—1962年)用他如椽巨笔记录并创造了一个“活色生香的茶世界”。李劼人生于四川成都，从小受茶文化熏陶，他说成都话，开创性地把四川方言融入文学创作，用摆龙门阵的说书风格描写成都风土人情;他迷恋川味美食，甚至在成都指挥街开过一家名为“小雅”的餐馆。

李劼人(1891—1962年)

李劼人于1912年开始写作，自1915年底起，先后任《四川群报》主笔、编辑和《川报》社长兼总编辑，其间写了大量时评、杂文等。因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茶馆文化在四川成都盛行的时代。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挑夫走卒，都有进茶馆喝茶的习惯。在他的作品里，有大量对茶文化的描写，尤其是对茶馆文化的描写更是贴切细微。

上世纪30年代中期，他所创作的“大河小说三部曲”——《死水微澜》、《暴风雨前》和《大波》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，有许多场景就发生在成都的茶铺里。

李劼人故居“菱窠”(图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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