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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末商茶制度下的华茶境况初探

2022-07-10 来源:互联网 (462)人喜欢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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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是最早发现茶、利用茶、栽培茶的国家,随着饮茶从社会上层向民间的普及,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不断增加,从事茶叶种植与贩运的利益群体逐渐扩大,茶叶征税由此而生。

茶税征收最早起于唐德宗时期,据《旧唐书·德宗下》载:“癸卯,初税茶,岁得钱四十万贯。从盐铁使张滂所奏,茶之有税,自此始也。”然而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一经制定就不再修改,制度必须要适应当朝当代的统治需求与社会需求,茶法也是这样。唐宋时期,茶法几经变革,基本确立起“税”(征收茶叶税)、“榷”(茶叶专营专卖)的制度模式。但此时仍是以专卖为主,待到北宋末期,蔡京提出“茶引法”对后世影响深远,商人领引课税后可自行交易,商茶由此渐出规模。再至明清,茶法与饮茶习俗一同成熟,政府建立机构监管,对于不同用途的茶叶施以不同的征课方式,制度渐趋完备。而自鸦片战争始,清政府内忧外患兼具,军费与条约赔款日渐掣肘,激增的白银需求与贩运茶叶回国售卖的洋商一同激荡中国市场,共同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茶税政策与茶叶贸易。

清代商茶制度

1、清早期茶叶制度

《清史稿·食货志五·茶法条》开篇记载:“明时茶法有三:曰官茶,储边易马;曰商茶,给引征课;曰贡茶,则上用也。清因之。”

根据记载,明时茶法根据茶叶的用途分为三类,分别是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储边易马的官茶,给予商人采买凭证并且进行征税的商茶,以及专用于上贡的贡茶。而清代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,基本承袭了明代制度模式,茶法也是如此。

2、清末商茶制度

由于清代疆域版图不断扩大,尤其在康熙至乾隆年间,接连发生平叛三藩之乱、准噶尔部叛乱、征服回部、设立驻藏大臣等事件,使得这一时期疆域扩展极盛,因此从前依靠茶马交易来换取优质马匹已经显得不再重要,茶马贸易时断时续,到清代末期已走入尾声。而对于商茶来说,清末是税则不断变化、征税份额与力度不断加码的时期。鸦片战争后,各国列强在殖民地发展茶叶,参加市场竞争,由此也出现了针对华商、洋商不同的征税规则。

(1)对华商政策

嘉庆之前,商茶茶税征收方式相对单一,即以百斤为“一引”,税金以三厘三毫为率,不满百斤则为“畸零”。另外四川又有腹引、边引、土引的区别,内地行使腹引,边疆行使边引,土司行使土引。商人凭茶引贩茶,贩茶完毕,茶引均需缴回。凡是伪造茶引、制造假茶或私自与外国人买卖通商,均要按律治罪。而盛京、直隶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则不领引,只在茶商经过关口时征税,或略收落地税(一种对农副产品征税的方式)。

然而随着鸦片战争打开国门,以及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,清政府除了要面对国内日益频繁的农民起义与暴乱之外,还要应对西方列强的横征暴敛,因此各省军费等开支日益增多,急需筹饷。茶税征收于此时也显得格外重要,对于像福建这样不领引的省份,也渐渐开始就地征收茶税,由出茶的各个县颁照贩运。就连伊犁产茶,也一样“设局征税,充伊犁兵饷之用”。

此时茶税征收项目条款繁多,以江西为例,咸丰九年,除购买茶引外,江西开始收取各种名目的茶厘、茶捐。所谓茶厘是指以百斤为单位,在境内抽取厘银二钱、出境时抽取一钱五分;而茶捐则是在产茶地以及设立茶庄的地方劝办茶捐,同样是以百斤为单位,收取一两二钱或一两四钱的捐银。同治二年,湖南、湖北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等省也遵照江西,抽取茶厘、茶捐。

但清末关口诸多,尤其对于江西来说,时为茶叶贸易重要的中转地点,若在征收税款的同时逢关口便抽厘(也即一茶二税),则茶商压力巨大。于是曾国藩在论及江西茶叶贸易时建议:“华商既纳浔关正税,亦未便再令完厘”“除华商完纳九江关税……经过江西、安徽各厘卡,验明放行。”然而此时除华商外,洋商也大量进入中国市场,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《五口通商章程》,以及《天津条约》等不平等条约,也规定了对于洋商抽取税款的条案。

(2)对洋商政策

清末对洋商政策主要体现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。《南京条约》规定五口通商,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五处通商口岸,并且要同英国协定关税,甚至可以使英商直接与华商交易,但列强野心并未因此得到满足。《南京条约》后,1843年又签订了《五口通商章程》及善后条款,进一步获得了降低海关关税等权益,将税率降低到5%~6%,极大削弱了海关对民族经济的保护,更便利了西方各国在中国掠夺原材料。

鸦片战争后,根据“利益均沾”的原则,除英国外的西方其他列强也强行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,瓜分利益市场。1858年,与英、法《天津条约》签订后,又在11月与英法美三国签订了《通商章程善后条约》,其中规定“洋货运销内地或外商从内地购土货出口,只纳2.5%的子口税,不再纳厘金。”这两项税款条约与茶叶贩运息息相关,海关口岸被称之为“母口”,与之相对的则称为“子口”,也就是内地关卡所在。“江西茶叶运至九江,有华商、洋商之分。洋商既完子口半税,故不抽厘……”也就是说,洋商贩运中国茶叶只需在海关口岸缴纳5%的税款,并在进入内地之后缴纳第一道子口税款,便可全境通行。因第一道子口税只是母口税款的一半,所以2.5%的子口税也被称之为“子口半税”。

02

华茶贸易受阻

清代华茶对外贸易在嘉庆年间逐渐兴盛,此时与西方通商往来日益频繁,茶叶贸易发展迅速。

“其市场大者有三:曰汉口,曰上海,曰福州。……江西、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、美各国。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,宁波茶输至日本。福州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。”

此时日本、爪哇、印度等国虽有茶叶出口,但西方诸国的茶叶贸易均要仰仗我国出产。这一时期,即便税则繁重,但欧美国家依然依赖从中国进口茶叶,海外茶叶种植还没有形成气候。

▲ 对外贸易发达

然而随着列强侵入中国市场,在以上税茶规则的影响下,华商、洋商被予以区别对待,华商利益开始受到影响。再至光绪末,列强海外殖民地的茶叶种植已形成气候,英国从中国招募有经验的制茶师傅、发展机械制茶,并借助气候条件适宜的殖民地获取价格远低于华茶的茶叶,挤压华茶市场份额,华茶海外贸易大幅下滑。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,清政府并没有对茶叶贸易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,这些内因与外因,最终导致了清代茶叶贸易的衰落。

华茶贸易在光绪年间渐趋没落,这种情况不是突然发生,而是循序渐进,逐渐显现出来的。光绪早期,依然载有:“日本、印度、意大利竞相种植,几乎有尽夺我利之意。幸所产不多且弗良,仍珍华茶。……其足以侵我利者惟日本,彼所产较盛,售诸美利坚者为多。”显然此时,茶叶的巨额利益已经引起了西方列强关注,但由于“所产不多且弗良”,暂时还未能打破依赖中国茶叶的局面。

根据1891年的数据来看,此时中国茶叶仍占据世界主流:“我国茶叶输出达两万三千万余磅,尚估各产茶国输出总数十分之五,是年印茶输出为一万零八百万镑,约占十分之二。”此时印茶出口量已经是华茶的一半,已有崛起之势,从1892年开始,印度茶叶出口量逐年增长,在1905年已经完全赶超华茶出口量。陈椽先生也认为,华茶对外贸易从开发到旺盛大致是从1844年始至1886年止,从1887年开始走下坡路,在战争年代逐渐衰败没落。

03

对于华茶境况的反思

华茶逐渐走向衰落,一则影响从事华茶贸易的中国商人,二则影响清政府税收,对于急需白银的清廷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。

光绪年间,曾有多位官员对此问题进行分析,希望能够通过调整商茶政策规定来挽救华商与华茶贸易。例如曾国荃曾奏报皖南茶叶亏本问题严重,请求酌情减少税捐;再如杨昌浚建议分期缴纳税款。但关于华茶境况反思最通透、分析最全面的,是员外郎陈炽关于振兴茶务的奏报。

陈炽首先分析了从嘉庆至光绪的华茶贸易变化。嘉庆道光之前,华茶每年出口价值约五千万两,虽然那时通商口岸仅广州一处,且走私之事不止,但洋商只能遵从规定,与总商议价。自从十三行凋敝、五口通商以来,各省茶叶可以由各通商口岸贩运,此时种茶之地、运茶之商增多,但茶叶出口的价值却日渐减少,到光绪二十年,甚至只有两千两百万金,税厘也受到很大影响。

陈炽认为这其中原因有三。其一,是印度、日本茶业的崛起。其时中国虽已沦为半殖民地,但合法政府依旧具有效力,洋商长期与中国贸易自然难比直接从印度培植获利丰润。因此英商花费重金雇佣中国制茶师傅教印度人栽培茶树、制作茶叶之法,“绵互两千里茶树成林,近复推广于锡兰一岛”,且已经开始采用机械制造。其二,是华茶商户均是散商,小商小户没有太多资本,对于茶叶的诉求仅仅是售卖一空能够糊口而已,因此为了争夺市场会掺杂假茶低价出售。除此之外,许多茶商一遇变故就卷土而逃,逃避捐税,整个茶叶市场已然败坏。其三,则是山户与商人相互嫉妒,哄抬茶价,致使洋商自行入山采买。这导致的后果就是除了子口半税外,其余捐厘都将付诸东流、收无可收。

▲ 陈炽的反思

当然,以上情况并非无法可解,陈炽提到了四点解决办法。

第一,学习使用机械制茶。陈炽认为,印度茶叶和日本茶叶虽然滋味浓厚,但品质远逊于华茶。但华茶采用人工制作,茶叶品质难以控制,洋商经常在货品中检验出一箱劣等茶叶,就判定整批茶叶不合格,因此以劣等茶叶来定价。而使用机械制茶一可减少茶叶制焙过程中品质不均一,易霉变、劣变的问题;二可大幅度提高产量,减少成本。在这条建议后,陈炽甚至列举了一系列改善茶叶品质的方法,例如在种植时用叶作肥料、剪除杂草、开沟渠引水、适量采制以培养地力,以及在加工时可使用型号适宜的敛叶机、滚叶机、烘叶机、打包装箱机等,可见其用心至深。

第二,改善华茶的运输条件。这部分分为两种举措,一是在华茶运输的关键地带设置运渡小轮,以解决大宗货船运输渡过鄱阳湖和洞庭湖时,受到风力阻碍导致货物延期运至、茶叶也因久在水上停滞而受潮劣变的问题。二是武夷山到厦门一段水运艰险,路费很高,因此陈炽建议多修一段铁路,解决运输问题。

第三,创立公栈。陈炽认为华商散商太多不好管理,也无法应对洋商冲击。因此应该建立公栈,这样商船抵达商埠时茶叶可以暂存公栈,茶商割盘割磅行为可以避免,公栈作为一个整体,也可以为华商提供一定庇护。

第四,减少捐厘税款。陈炽认为印茶在世界市场上超越华茶的原因在于印茶多由机械制成,且不征税款,因此价格低廉。但此时华茶市场凋敝,捐税与日俱增,因此建议对于华茶诸多税款应减少三成,等他日市场恢复元气,再行旧额。

04

结 语

清末华茶与华商面临着来自清政府与海外列强盘剥的双重威胁,境况十分艰难。为缓解凋敝境遇,曾国藩等人曾提出过不少意见或建议,许多也能够得到批准和实行。然而这其中绝大多数政策仅从税收角度出发,并不能为传统的华茶贸易与华商群体带来改变。陈炽的奏报虽颇为细致地考察了华茶华商的方方面面,甚至于种茶、制茶层面都提出了十分具有现代眼光的意见,但清末财政废弛,陈炽的建议并没有引起清政府与华商的足够重视,华茶最终难免颓势。

清末华茶每况愈下与从业人群、清政府、列强侵略均脱不了干系,虽然现在华茶之势早已今非昔比,但过去的历史仍然不能忘却,作为新一代从业者,仍需从历史中吸取教训,居安思危,砥砺前行。

作者简介:

谷禹秀

福建农林大学茶学学士,2015百年世博中国茶文化国际推广大使,国家级茶艺技师、评茶技师,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,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注册讲师,东方国艺特聘高级讲师,多次参与中韩、中英茶文化交流,常年为企业、大专院校、中小学授课。

具体内容详见《中国茶叶加工》杂志,2021年第3期文章《清末商茶制度下的华茶境况初探》,页码:76-79,作者:谷禹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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