宜兴红茶：一片树叶的往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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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兴古称阳羡、荆溪，是中国久负盛名的古茶区之一。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中记载的最早的贡茶便诞生在这里，史称义兴茶、阳羡紫笋、晋陵紫笋。卢仝有“天子须尝阳羡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”夸奖，白居易有“闲吟工部新来句，渴饮毗陵远到茶”的妙语，李郢则有“十日王程路四千，到时须及清明宴”的夸张，这些千古咏茶名句，为皇皇《全唐诗》增添了不少茶的滋味。

传

说

南山白蛇衔种

相传在铜官山麓南岳寺旁有一泉眼，叫卓锡泉或珍珠泉，泉水清冽异常，大旱不竭，唐时寺内有一个叫稠锡的禅师常用这种泉水烹煮桐庐茶。不久有白蛇口含茶籽于寺旁，从此滋生蔓延成茶园，制成的茶叶称蛇茶或南山茶，品质特佳，享有盛誉，从此蛇种茶也成了名茶。据后人推断，这实质是讲的野生茶树，树龄愈老，其味愈厚，自然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喜爱。生活在中唐时代的陆羽实际上也是非常推崇野生茶的，他的《茶经》卷上“之源”中就有“野者上，园者次”一说，时至今日，地道的宜兴“野山茶”还是爱茶人趋奉的稀罕之物。

茗岭汉王艺茶

说的是西汉末年，汉王刘秀参加绿林军，战败逃命，流落宜兴山区，在茗岭“课童艺茶”，从此宜兴才有茗岭茶。明代周高起的《洞山岕茶系》也记载过“汉王茗岭种茶”的传说，当然这种传说至今没有找到更多史实依据，很难认定这一传说究竟源于何因。

枭山潘氏兄弟识茶

《重刊宜兴县旧志》云：“旧传潘氏三兄弟游北山（一说湖父颐山），指一草云：此可为茶。烹（一说采）之信然。人以为神，为立庙。”说是潘氏兄弟在宜兴湖父（唐代宜兴贡茶的主要产地）山中游玩过程中发现了宜兴茶，并为当地百姓认可，广为采摘、饮用，最后潘氏兄弟三人被当地人奉为土神。

往

事

陆羽在《茶经》卷下“之事”中曾引用《桐君录》中“西阳、武昌、晋陵皆出好茗”之说。这里所谓的晋陵是常州的别称，而自古以来常州辖区内多产茶的仅有阳羡。当时所谓“出好茗”，并不是说生产好茶或者种植好茶，应该是指出产野生茶，因为当时的茶叶是和其它草药并列的。由此可以推断，阳羡产茶在公元220年前的东汉时期就有相当的名气了。

在两晋南北朝时，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“以茶养廉”，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，推动了茶文化的形成和初步发展。魏晋后，天下骚乱，文人学无所用，渐兴清谈之风。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，必有助兴之物，于是多兴饮宴。东晋名士、司徒长史王濛就是一位爱茶之人，士大夫戏称与其饮茶为“水厄”。这一时期，几乎每一个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：在政治家那里，茶是提倡廉洁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；在文人词赋家那里，茶是引发思维、以助清兴的手段；在佛家看来，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。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茶文化在的生长和发展时期，完全有理由相信宜兴茶的地位和名声不会很差。

元代“掌供玉食”的宣徽院下辖的“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”，拥有七个提领所，其中宜兴茶园提领所则设在张渚镇，专门为皇家管理茶业事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元代宜兴贡茶中出现了“金字末茶”的新品种，现在茶文化界对此也莫衷一是。有一些学者指出，考虑到元代的疆域面积和当时运输条件，“金字末茶”很可能是一种自然发酵或发酵不完全的散茶，尽管不能称为红茶，也可以说是红茶的雏形。

明代立国，仍将宜兴茶列为贡品。至宣德六年，宜兴贡茶由原来的100斤增至29万斤，百姓叫苦不堪。同时，官方在宜兴城里设立“茶局”，在张渚、湖父设批验茶引所，以管理日常茶叶的进贡、买卖和征税。与前朝不同，明代废团饼而改散茶，茶叶制作、饮用的方式有革命性改变。期间，宜兴洞山一带的岕茶名噪一时，深为宜兴士子及其友人的喜爱。周高起还专门写下了《洞山岕茶系》一卷，与《阳羡茗壶系》一起，记录着宜兴物产的传世风华。

阳羡茶成为贡品以后，李栖筠为方便修贡，就在罨画溪旁建起茶舍，每年采制进贡的万两茶叶就在这里修贡，“茶舍，旧在罨画溪。去湖滏一里，唐李栖筠守常州时……遂置舍，岁贡万两。盖阳羡茶制贡始羽一言，而舍不存矣”。所修茶舍实际上是季节性的制茶场所，也是供当时负责修贡的官员暂住和临时办公之地。唐大历五年在长兴顾渚山建起了规模宏大、管理精细、制作精良的贡茶院，并由“刺史主之，观察使总之”，除朝廷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，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。

从此宜兴和长兴每年修贡时，常湖两州有关官员就在两县之交的啄木岭境会亭“相会”。每当茶汛季节，两地太守集会宜兴茶区，并且唐皇特派茶吏、专使、太监到宜兴设立“贡茶院”、“茶舍”，专司监制、品尝和鉴定贡茶的任务。采下来的嫩茶，经焙炒好后，立即分批通过驿道，快马日夜兼程送往就京城，赶上朝迁的“清蝗宴”。当时称此种茶为“急程茶”，一刻也不能延误。

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所作《夜闻贾州崔湖州茶山境会，想羡欢宴因寄此诗》，正是描述的此情此景，诗云：“遥闻境会茶山夜，珠翠歌童俱绕身。盘下中分两州界，灯前合作一家春。青娥对舞应争妙， 紫笋齐尝各斗新。自叹花时北窗下，蒲黄酒对病眠人”。

另一位与宜兴颇有渊源的茶人，陆羽，对阳羡茶各具体产区情况非常熟悉。《茶经》记载：“常州义兴（宜兴）县生君山悬脚岭北峰下，与荆州（湖北江陵县）、义阳郡（河南信阳）同；生圈岭（宜兴）善权寺、石亭山，与舒州（安徽安庆一带）同”。

陆羽隐居浙西，实际是“言隐而不隐，居也不久居”，经常与“名僧高士，谭宴永日”，不时周游名山大川，频频更址迁寓，在公元760年至784年这段时间中，陆羽除在湖州的长兴、武康各县外，在余杭和江苏宜兴、丹阳、苏州等地，都有其活动交往线索。

陆羽后期在宜兴隐居期间，他的“缁素忘年之交”——皎然上人曾追寻他的行踪，前往宜兴君山访问他，并作《喜义兴权明府自君山至，集陆处士羽青塘别业》诗：“应难久辞秩，暂寄君阳隐。已见县名花，会逢闱氏粉。本自寻人至，宁因看竹引。身关白云多，门占春山尽。最赏无事心，篱边钓溪近”。皎然这首诗语意比较明确：他为了寻访陆羽，先去拜访了常州义兴县权县令府第，才打听到陆羽在君山乡的具体地址，然后他们一行数人来到君山寻访陆羽，他们却被沿途的幽美风光的青翠奇异的竹林所吸引，真是赏心乐事，美不胜收，但最终被修竹引到了陆羽的“青塘别业”。皎然等人，风尘仆仆，前来看望，故友重逢，这今陆羽非常欣喜，以君山新茶来招待皎然等挚友。而皎然的诗明确点出了当时陆羽所在的“青塘别业”是在(义兴)君山之阳，罨画溪之畔。这一带也正是宜兴历史上产茶的核心区域。

清代前期，宜兴茶得到恢复性发展，同时仍为清室贡品，每年春天“贡芽茶一百斛”。《清史稿·志九十九·茶法》中说，“我国产茶之地，惟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四川、两湖、云、贵为最”，江苏的茶叶主要产自荆溪县（雍正三年分宜兴南部为荆溪县）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情形发生了巨大变化，“泰西诸国通商，茶务因之一变。其市场大者有三：曰汉口，曰上海，曰福州……上海之茶尤盛，自本省所产外，多有湖广、江西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诸茶。”这里的“本省”指的就是江苏省，主要产地就是宜兴。

经过太平天国的动荡，宜兴茶园所剩无几。光绪十年，户部统筹财政时发现，每年茶叶税收不及英国的10%，故对茶商、茶农层层加码，严重打击农户种茶积极性，所以晚清宜兴茶业日益凋敝。

进入民国，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和追求得到认可，宜兴乡绅虽尽力恢复山区茶园，但见效甚微。所幸的是，宜兴生产的雨前“雀舌茶”，制作考究，质量上乘。1915年，茗岭、湖 、张渚茶农戴长卿、洪顺元、戴骐所制雀舌茶曾获巴拿马赛会金质奖，用另一种形式延续了宜兴茶业的辉煌。